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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期间去了埃及，除了玩还做了一些观察，对宗教、政府、国情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得不说，欧洲的秩序稳定的有些“无聊”，而埃及则是近期去过最“有趣“的一个观察样本。
埃及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很难形容，你说它世俗程度高，可还有“穆兄弟会”这样的极端组织蠢蠢欲动；你说他落后，但也有红海这种顶级的度假胜地，令全球富人趋之若鹜。在这个一亿人口的国家里，能看到贫富差距、内卷、国际化、军政府、自由派、宗教力量.....各种复杂丰富的观察角度，在某些方面甚至和中国有相似之处。如果您对社会观察感兴趣，想知道这为什么是一个处于革命边缘的国家。请听我娓娓道来，首先简述一下埃及的现代史，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一战后英国实力大减，埃及名义上获得独立。但在主权、军事和经济事务上还受到英国影响。在政治体制上也沿袭英国的君主立宪。英国对埃及的影响是极其深远且多方面的，尤其在制度和文化上。英国的政治理念是埃及自由派和议会体系的源头。二战后英国国力进一步衰弱，已无力控制海外殖民地。埃及军队中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纳赛尔成为实际领导人，并通过苏伊士运河事件彻底完成独立。从这时开始，军队成为了埃及实际的控制者。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且拥有完整的议会体系，但每次实权的更迭都由军队的支持决定。军政府、弱议会的情况普遍发生在第三世界。究其原因在于：这类国家缺乏民主实践的过程、各方势力缺少共识无法达成妥协、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较大、军队军阀化....我们后面还会提及。尽管纳赛尔让埃及完成独立，但其国内评价并不高。一方面是泛阿拉伯政策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埃及几乎和所有西方国家撕破脸皮，连年的对外战争也透支了国家财政。纳赛尔还进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国有化经济政策，导致埃及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倒退，并在六日战争中惨败给以色列，失去了西奈半岛。萨达特是埃及人评价最高的领导人，甚至不少埃及人对我说，他就是埃及的“邓小平”。在萨达特时代，埃及转向自由经济、放松管制，并开始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GDP获得了年均6%的增长。但萨达特的上台依旧没有改变埃及军政府的架构，无法被制约的军队肆无忌惮的腐败。加上萨达特亲西方、亲以色列的立场，引起国内以穷苦底层为基本盘的穆斯林群体强烈的不满，最终导致萨达特被暗杀。穆巴拉克作为萨达特的继任者，沿袭了萨达特“经济自由化”+“亲西方”的战略。但吸取“前车之鉴”的穆巴拉克采用了更加铁腕的手段，包括限制各种政治自由和反对派活动。在此期间，埃及的经济依然高速增长，但贪腐和贫富差距问题愈演愈烈。2011年，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在萨达特到穆巴拉克执政的这段时间，是埃及极端宗教势力成长最快的时间段。其中，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衍生出许多赫赫有名的恐怖组织，比如在以色列屠杀平民的哈马斯。极端穆斯林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原教旨主义、反对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抵制西方的一切，并偏执地认为埃及的一切问题都源于西方文化的“腐化”。不堪社会压力，穆巴拉克最终于2011年下台。2012年，通过议会选举，穆兄弟的穆尔西会不出意料地成功竞选为总统。如果按照伊朗的剧本走下去，埃及大概率会变成类似的神权国家。但埃及相对而言世俗力量强大、对国际市场的需要程度较高（原因后面我会说）。穆尔西在上台不到一年后，就被军队推翻。塞西时代的埃及在经济上并没有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更高的建树，反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依赖旅游业的埃及受到剧烈冲击，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通胀加剧。疫情至今，埃及的月通胀率依然在30%上下！我在埃及旅游的时候，商贩宁愿收欧元美元，都不愿意收埃及镑，证明这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已经濒临崩溃。在我走访的过程中，无论是底层、年轻人、知识分子、宗教人士、中小商人，都对塞西政府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即使在军队，中下层也不支持塞西，其基本盘只有能与之同流合污的军队高层。简述埃及的过去，不难发现，它和多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类似，都面临着社会共识难以聚合、民主共和根基不稳、军队力量过强、区域发展不均衡、抗拒现代文明的保守力量基本盘太大、人口压力大等同类问题，导致其社会长期动荡，无法形成高效、廉洁的现代政府。
我去了埃及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为了给对方避免因言论带来的麻烦，我还是不要说出其名字）。在这里，我表达了自己媒体从业者的身份，一位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传教士和我聊了很久。在暖场过后，我问了他几个尖锐的问题：如何看待犹太人和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我得到的回答很震惊：犹太人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和基督徒没有仇恨。其实在正统的伊斯兰教义里，这种观点不难理解。在伊斯兰世界观里，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属于“有经人”。犹太教和基督教所信奉的圣人，伊斯兰教都承认，认为他们是神的使者（耶稣被称作尔萨），而穆罕穆德则是最后一位神使。正统教义下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犹太教徒并没有仇恨，过去数百年的恩怨主要是世俗政治对宗教的影响。而近现代伊斯兰教的问题，更多是源于区域发展滞后所导致与现代文明的格格不入和社会矛盾加剧后极端思潮对宗教的异化。我举个例子，在伊朗革命时期。城市中产、知识分子也多是穆斯林，但他们认同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在价值观上和西方国家的公民差异不大。而伊朗农村、城市底层的穆斯林，则更偏向原教旨，仇视西方。最终导致伊朗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权力机构：以前者为基本盘的议会民主体系和以后者为基本盘的神权体系，二者的矛盾目前来看，也是无法调解的。因为原教旨的意识形态在埃及非法，因此我能接触到的“正规场所”的穆斯林，往往是温和、受教育程度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接纳现代文明的，而我也在行程中路过了开罗的贫民窟，里面也有不少清真寺，那里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恐怕和主流大相径庭。
我不禁回想起秦晖老师的那句话：公平的社会环境和财富分配，是遏制极端主义最有效的方式。与其将埃及的保守宗教势力归咎于伊斯兰教本身的“邪恶”，不如说是不义的社会将人推向极端，而宗教变成了背锅的工具。
传教士为我解答了很多问题，并送给我一些中文版的材料，里面有对很多敏感问题的答复：包括穆斯林对极端组织、对异教徒、对女性权利、对圣战、对头巾的看法.....我把照片放出来供大家自行评价。
埃及是一个比中国还要“卷”得多的国家。我给大家讲一个细节：在开罗机场过安检时，有三个人围在安检机前等着给旅客拿行李。这让从奥地利这种人力成本颇高的地方来的我感觉非常震惊。在埃及，人力资源过剩。除了安检那个例子，许多完全可以自助的场合，都要安排岗位来强行“服务”，而服务的目的则是为了和你要小费。是的，埃及在小费文化上是一个比美国还要夸张的地方，到处都要小费。社会如此内卷，一方面当然和腐败、经济落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埃及的生育率和人口规模，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片土地的承载能力。这不是我个人臆测，近些年来，埃及政府不断开发土地，以承载过度生育的人口，网上有各种案例在此不赘述。土地过度开发导致的后果就是荒漠化严重，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埃及本就自然环境恶劣，水土贫瘠。埃及人口为1.1亿人，每年增长率为2%，意味着多增加200万人口。埃及人均耕地面积不足400平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揠苗助长式的土地开发治标不治本。人口越多、人均资源越低、越穷，越穷、人越生，整个埃及陷入了生育贫困的怪圈。生育贫困加剧了内卷、更加剧了埃及社会的不稳定性。目前来看，除了增加埃及人的教育水平（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明显生育率会降低），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但根据伊朗的经验，增加教育水平会加剧政府和民众的矛盾，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稍有不慎就会走向伊朗的老路。对于埃及人而言，最好的出路就是学一门技术去欧洲国家打工。但只有中产家庭才能负担起教育费用，这使许多埃及人选择偷渡到发达国家打黑工，间接将埃及变成了一个移民流出大国。埃及整体而言和伊朗、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国家不同，世俗化程度较高。世俗力量较宗教保守势力强得多，因此整个国家虽然大概率发生革命，但内战的可能性较小。更大的概率是军队哗变，推举新的领导人进行改革。从独立以来，埃及和很多中东国家一样，没有成功实现过“中间道路”。总是在军政府和神权体制的模式中反复，要么是高压腐败、要么闭关锁国，如同一个梦魇。中东问题看似是宗教问题，其实背后深层原因是政治问题，各方势力无法完成共和政体的构建，形成不了廉洁高效的政府和制度设计。在埃及，主要的力量有军队、受教育程度高的中产和知识分子、底层宗教保守力量，这三拨人对应军政府、议会体制和神权政治，有大相径庭的政治诉求，彼此的利益高度冲突，几乎无法合作和妥协，这才是埃及和整个第三世界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有一点值得说的细节，在埃及，几乎所有人流聚集的场合都要安检，那种肃杀的氛围不言而喻。在红海旅游区，穿着光鲜的各国富人举杯畅饮，而在霓虹之外的高墙下，暗流涌动，酝酿着暴风雨。虽然有很多阴暗的方面，但红海是真的美！在海上一共潜水七天，追到了上百只海豚组成的聚落和全世界极度濒危的动物——儒艮。曾几何时中国也有儒艮，但是在2022年宣布灭绝，目前红海只有27只。
仝麟阁，前财经记者，发表文章累计超过400万字。千万+报道作者，全网百万读者、网易年度影响力创作者。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多家咨询和教育机构任兼职讲师，现居奥地利维也纳。